全球化與思想再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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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左翼的研究在學術界一直備受關注。西方社會所遭遇的現代性困境，以及全球人類正經歷的“全球資本主義”困局是當代西方左翼援用理論的原因之一。從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發生之后，西方左翼倍感新自由主義霸權已滲透到全球社會的各個角落，在種種理論探尋和擇取上，西方左翼聚焦思想并從中發掘戰勝新自由主義霸權的理論力量。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左翼；

盡管人們對全球化持有多種界定和期許，但在一些西方左翼學者看來，全球化沒有與500年前的資本主義產生質的斷裂，它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演變的新階段。如何駕馭全球化或使全球化轉型？左翼學者們提出了種種理論，但每一種宏觀理論都由于其實踐的有限性，或者說正是因為其實踐困境使得一些左翼學者開始從各種宏大理論敘述中轉向不同于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更不同于資本主義，而是根植于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研究，而則成為他們研究的重點。正是基于此種情形，本文對西方左翼視域的全球化做了一些探尋及思想的進一步思考。

一、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與新自由主義全球泛濫

“當今世界，還有誰不在談論全球化？”還有誰對不斷拉大的貧富兩極分化、資本的貪婪以及越加猛烈的經濟（金融）危機感到陌生？盡管人們對全球化持有多種界定和期許，但就主次而言，美國左翼學者威廉•I.羅賓遜認為，在包括了經濟、政治和文化多維度的全球化進程中，經濟全球化是一個結構性的決定因素，它支配和改變著其他所有領域將發生的一切[1]12-13。羅賓遜的觀點不是孤立的，英國學者戴維•赫爾德在《全球化與反全球化》一書中歸納的很清楚：幾乎所有的左翼學者都認為在不平衡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中發生的所謂全球化并無新意，它正是馬克思所解構和批判的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和意識形態的全球滲透、重組和加強。在左翼學者看來，自1999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反全球化運動———“西雅圖之戰”拉開序幕后，在全球范圍內發生的大大小小、此起彼伏的勞資對抗、反血汗工廠和保護生態環境等抵抗運動就已經說明了新自由主義的泛濫，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隨之而來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更能表明：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失敗的制度”，它正在“展現為一個現實與理想之間不斷增長的致命矛盾的全球經濟和社會秩序”[2]10-18。簡言之，全球化沒有與500年前的資本主義產生質的斷裂，它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演變的新階段”，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1]2，它是左翼學者不可抽離的并且應該持續對之進行批判的現實場域。然而，正如斯拉沃熱•齊澤克、保羅•哈里所不滿意的那樣，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無論是在國家層面還是在學術領域，左翼力量卻在退卻。保羅•哈里說：“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終結，隨著中國和越南對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放棄，隨著大多數西歐共產黨的式微，馬克思主義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學術上都走向了衰落”[3]29-37。一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在新自由主義全球挺進之時刻意淡化、回避，甚至妖魔化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去階級化”“去意識形態化”“告別革命”，加入資本主義大本營尋求人類發展的“共同福祉”成為蘇聯、東歐社會瓦解后的集體呼聲。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國政府三個核心機構達成“華盛頓共識”之后，一場縮減國家福利、弱化或最小化政府角色、經濟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便迅速展開了。右翼的政界、商界、企業界、理論界均表現出“圣斗士”特征，積極推進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的對外（拉美國家、轉型國家、發展中國家）輸出政策，積極建構全球市場經濟一體化。羅賓遜在他的《全球資本主義論》中寫道：“到21世紀早期，全世界絕大多數的人已經被整合進資本主義市場，并且已經被納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還置身于世界資本主義之外，并且也不再可能在大范圍內出現前資本主義或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1]8從動力系統看，資本是撬動全球經濟的動力源；從流動方向看，西方資本流向非西方社會是開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主要流動方向。“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資本的全球化”[4]54-57，只不過它已不是傳統的船堅炮利保護下的資本對外輸出和殖民。從意識形態上說，蘇聯、東歐社會的全盤西化意味著新自由主義精心謀劃的“顏色革命”取得了勝利；從經濟角度講，“新型伙伴關系”“尋求共同福祉”“全球減貧”則是給予發展中國家經濟嚴冬時的“雪中送炭”，總之，新自由主義霸權的資本援助和輸出被認為是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及時雨”。另外，便捷的通信及網絡技術，以及各國親西方資本政府對資本的渴望和政策護航使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縱深進展的異常順利。這種局面使資本主義世界一片歡騰，以至于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和最后一人》中宣稱：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瓦解，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大獲全勝。

二、批判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及理論擇取

近三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泛濫制造了最為嚴峻的全球性環境惡化，貧富差距拉大，誠信喪失、失業、暴力處處可見的現象。所謂謀求人類共同福祉的全球化，與其說沒有給大多數人帶來福祉，還不如說建立在血汗工廠、資源耗竭、變態消費，不公正、不正義、非民主之上的經濟實踐把財富轉移到了少數人手中，是本末倒置的“劫貧濟富”。在西方，抨擊新自由主義就是批判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里根、撒切爾夫人的市場化改革以及20世紀90年代達成的“華盛頓共識”，重拾凱恩斯主義和具有西方價值觀的“后華盛頓共識”，捍衛曾經擁有的高福利和保護生態環境。不過，在默認資本主義制度合法性危機前提下的批判并未觸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深層結構性問題。羅賓遜說：“伴隨著舊的殖民體系及其勞動控制和財產關系的殖民模式的瓦解，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急劇上升，國際生產中勞動密集型階段向窮國的轉移，以及市場關系向第三世界國家的滲透”，“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正在取代全球一切地方的殘存的前資本主義關系……那些束縛資本主義的文化和政治體制正在被清除，從而為全世界社會生活的徹底商品化或市場化鋪平了道路”，原先由國家管理的公共領域以及與社群和家庭有關的私人領域也成了資本的奴婢，走向了商品化[1]9-10。新自由主義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世界范圍內得以普遍確立，這也把積累過剩和兩極分化的矛盾推及全球。羅賓遜分析道：在以往的民族國家框架內，資本主義可以通過兩種方式部分地化解經濟危機和社會矛盾，一種是資本主義列強憑借武力和戰爭征服新的領地，開拓新的市場；一種是以凱恩斯理論實現在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多樣化再分配制度。然而“在全球化時代，不再有可被殖民的‘新地界’，以國家為基礎的再分配制度也行不通了”[1]196，是否會出現一個“全球凱恩斯主義”來實現全球性的再分配方案是不可預知的，人們能夠獲悉的數據就是全球性的不平等和兩極分化現象正在加劇。另外，由產業資本帶來的“積累過剩”使全球的投資者前所未有地卷入金融性投機中，這些不能創造實際新價值的投資一旦被惡意操縱瞬間就能使經濟陷入低迷。恐懼、焦躁不安成為現實人類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境遇中的常態感。那么，該如何駕馭全球化？或者如何實現全球化轉型呢？也即除了訴諸凱恩斯主義理論之外，是否還有新的理論對抗新自由主義？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也即冷戰結束）和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改革客觀地促進了西方公民社會的復興和成長，這給全球化問題研究注入了新的分析要素。首先在國家式微，市場無能的認識中，理論家們力圖重新以西方公民社會理論———也即寄希望于公民社會、跨國公民社會在國家/公民社會/市場三分和制衡結構中———找到新的理論支點。其次，在如何應對全球風險社會或者如何處理全球公共物品問題上，一些理論家積極推進治理、全球治理理論，以便走出國家本位主義思想，從而建構世界主義民主理論及價值秩序。然而，這些理論也遭遇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公民社會的全球興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正如萊斯特•M.薩拉蒙所說，把公民社會放在道德制高點上是一個錯誤。因為公民社會并非成長于政治與經濟的真空中，這是其一；其二，從主體結構看，公民社會是一個非同質性的多元價值訴求行為體，比如生態環境主義、女權主義、激進主義、失去土地的農民等等，它們以理性或非理性的行為方式表達著它們各自的訴求。很顯然，一個極為復雜的公民社會、跨國公民社會概念還難以承擔左翼視域下的全球化理論分析工具中的元概念。因此，一些左翼理論家便從“新社會運動”的視角給予全球化研究以動力學考察。所謂新社會運動是指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圍繞著公平、正義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而展開的斗爭，實現領導權力的去黨政化、水平化、分散化、網絡化、價值訴求多樣化等特點，它們或許限定在民族國家框架內，或許以全球網絡、跨國聯合的行動方式向國際社會發出聲音等等。最受惠于新社會運動理論，也是當前最受關注的左翼學派之一是葛蘭西理論繼承者意大利學派。葛蘭西理論中的霸權與反霸權、歷史集團、有機知識分子、陣地戰、堡壘戰等概念能夠非常貼切地運用到當前的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中來。在葛蘭西話語結構中，一些左翼理論家認為新自由主義霸權與反霸權力量均在全球場域中蓄積力量。如羅賓遜分析說：“跨國資本家階級處于建構一個新的全球資本家歷史集團的過程之中……正是全球積累而非國家積累的邏輯，引導了這一統治集團的政治和經濟行為……這一集團還包括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等超國家機構的精英和官僚人員……以及那些提供意識形態合法性和技術解決方案的經過選擇的有機知識分子和魅力型人物”[1]98；而在反霸權斗爭中，如大衛•哈維描述道：“從西雅圖到倫敦，從科隆到東京，從馬尼拉到利馬，從首爾到魁北克，從巴塞羅那到熱那亞、紐約、卡爾加里……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群眾示威游行已成為燎原之勢”，此外，印度人民的反世界銀行建大壩計劃，巴西的農民運動，墨西哥的薩帕塔起義，反對轉基因食品（確保當地生產體系的斗爭）運動也此起彼伏[5]110-116等等，這些反抗運動或許正在以陣地戰的形式向新自由主義霸權及機構發起抗擊。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世界社會論壇與世界經濟論壇這分別處于不同歷史精英集團間的交鋒。世界社會論壇發起于2001年，先后在巴西、印度等第三世界國家召開，其目的就是要產生能夠抗衡于世界經濟論壇的行動綱領。世界社會論壇給予左翼學者極大的鼓舞，他們渴望能夠在世界社會論壇中圍繞“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議題形成統一的反新自由主義霸權可操作性行動方案。

三、反新自由主義霸權中的左翼研究

葛蘭西理論固然給予了西方左翼最大的理論援助。但正如一些批判家所言，到目前為止并未出現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態勢，簡言之，從可經驗到的現實看，反新自由主義霸權力量遠沒有形成。備受關注的“世界社會論壇”也同樣混雜了左、中、右力量，或許說，“世界社會論壇”還僅僅是各種話語的攪拌器而已。客觀地說，在沒有革命主體以及階級概念已經變得極為模糊的情況下，左翼該如何反擊新自由主義霸權呢？這一理論及實踐困境使得一些左翼學者開始從各種宏大理論敘述中轉向不同于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更不同于資本主義，而是具有中國氣派、中國作風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研究，而則成為他們研究的重點。有評論道：“如果說《資本論》是工人階級的圣經，那么思想就應該是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民族的圣經。即使到了21世紀的今天，第三世界人民以思想為鵠的反叛運動依舊生機勃勃。”[6]113-119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明認為，第三世界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中失去的是獨立，盡管第三世界引進西方資本努力追求工業化，但這只是在加速西方的金融、技術、文化和軍事力量對它們的統治，真正解決危機的辦法是民族國家擔負起發展的責任，改變貧富日益懸殊的不平等趨勢。他在《資本主義的崩潰》（TheImplosionofCapitalism）中指出：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使全球社會受制于西方富人集團，這不是人道的全球化，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全球化才是人類進步之旅，這就需要在南方國家產生廣泛影響的理論指引，即社會的發展應充分考慮到大多數弱勢群體的利益[7]。美國著名研究專家阿里夫•德里克也指出：21世紀里的中國乃至全世界都不能忽視“的發展理論”，“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富有遠見的發展理論，能夠避免當前世界上主導性的發展模式的很多弊病。這種理論關注自力更生、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以及平等和公正的社會關系的建立。今天中國要解決全球化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如對全球市場的過多依賴，階層不平等、性別不平等以及城鄉不平等和地區不平等加劇和生態危機等問題，需要重視在發展理論上的有遠見的思想。”[8]26-27他說：中國從“毛主義”到“后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所顯示出的極具生命力的發展模式，是可以成為一種“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和一種替代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發展方案。”[9]39-42羅賓遜在《全球資本主義論》中說：“要完成一場反霸權的政治革命，有兩個核心條件：一是與當前社會總體狀況全然不同的變革觀念，二是經過革新的左翼力量”[1]228。這個“全然不同的變革觀念”正是西方左翼所認同的所追求的不同于西方社會的現代性。“革新的左翼力量”正是力圖塑造的革命力量，它已超出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論述。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資產階級的對立面是無產階級，然而這種傳統的二分法所遭遇的質疑遠遠多于對它們的認同，如羅納爾多•蒙克說：“傳統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和工人階級的話語已經產生了一種矛盾的效應……轉型的能力并沒有掌握在一個神奇的無產階級手中。”[10]102從今天的反抗運動看，新社會運動是指包含有生態、女權、正義、民主、反戰和所有追求人類進步價值且主要是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聚集起來的多樣化反資本主義運動，主體結構的多元性是其特征，因此在誰是革命主體問題上有必要回到關于階級概念的新闡釋。“是從上層建筑領域政治行為和意識觀念的角度來定義階級”[3]29-37，弗雷德里克•杰姆遜說，這是賦予了傳統馬克思主義階級范疇新的內涵，創造了新型的階級斗爭范式，“新的政治判斷標準也不再是階級或政黨，而是個人的生活。”[11]165-171從今天反新自由主義霸權任務來看，從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才是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哈里在《對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的誤讀》一文中說：“對階級的經濟規定性的堅持并不妨礙他也把階級作為一定條件下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組織來看待”，這是更加靈活地掌握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因為“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3]29-37。以發展的觀點推動了對階級范疇的新認識，有利于把握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中的主體特征，這或許在誰是革命主體上能夠給今天的左翼學者帶來不小的啟示。對于中國人，特別是經歷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說，是一段不愿觸碰的歲月。然而在西方左翼看來，比如阿蘭•巴迪歐認為，中國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持續的、生動的斗爭活動的參考，特別是影響了60、70年代的法國社會運動[11]165-171。理查德•沃林也說，這一時期“在西方催化了一種對中國共產主義道路的熱情狂潮”[12]47-56。因此，正如杰姆遜所認為的那樣，這一時期的重要性，第一就是破除西方現代主義話語的反霸權議程，尋求與西方現代性同時并舉并截然不同的現代化道路。毫不妥協地堅持在西方現代性宏大敘事之外發展，反對將社會發展僅僅簡單歸結于經濟發展[11]165-171。從理論上，盡管還找不到這一時期與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之間有直接的關聯性，中國也沒有西方背景的“市民社會”概念，但對于有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背景的學者來說，從文化領域來理解發動的紅色階級變革運動并不難，他們認為所推動的“文化建構”“反射出西方自身發展遇到的挫折和存在的缺陷”，也使大多數西方知識分子和憤懣的學生愿意接受“毛主義”并希望西方社會也能如同中國那樣產生深刻的文化變革[12]47-56。總之，中國人不愿談及的這一時期卻在國外學者的眼中成了鍛造新型革命力量的辯證場域，他們渴望毫不妥協的反霸權、反權威、反官僚的這一時期精神能夠在新自由主義霸權制造的政治和經濟窒息的空氣中給予人們與之抗衡的力量。

四、余論

在新自由主義制造的貧富對立、權貴與大眾的對立、人與自然的對立、勞資對立、物質與精神的對立、發展道路多樣性與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對立、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對立等等都日益突出的在當今社會中，一些西方左翼學者極為關注的思想，力圖從中獲得“革命主體”“階級界定”“自力更生”和“反西方現代性”等方面的理論援助，如理查德•沃林說：“正如常常強調要發展出一種‘具有中國特點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一樣，反過來，在西方情境中，人們也有充分的理由談及‘具有西方特點的思想’”。不過，西方左翼在解讀中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時，由于脫離了中國現實社會本身而使其理論與中國實際發生斷裂甚至陷入的窠臼。總之，“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我們歡迎西方學者在多重領域研究及其思想，但我們不歡迎那些脫離客觀實際的理論表達。

作者:張洋 單位:貴州財經大學